本文采取的是社会人类学方法，其不同于古典人类学的地方在于既有对规范运作的微观观察，也有对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宏观分析。
人们注意到，随着社会变革，信访的功能逐步由建国初期的参与监督功能逐步演变为以权利救济为主的功能。在前互联网时代，维权行动主要是司法诉讼中的两造对案件是非曲直进行论辩。
从维权行动及其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维权行动中涌现出来的种种道德权利、习惯权利，是否应当在立法上进行回应，需要立法者及时予以关注和反思。国家机关以原告身份通过司法途径寻求问题解决之道，已经有多起案例。反流氓软件联盟成员首次胜诉获赔案件中网民的选择权、知情权和隐私权保护。如，政府机关的玩忽职守、弄虚作假（如宝马彩票案），行政行为的不公开、钓鱼执法、经济垄断等等行为，都使得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民众对政府机关的信任和支持。http://，chinanews. com/fz/2013/01-07/4464781.shtml。
其二，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才能够有效地从源头上减少重大社会矛盾，化解重大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立。1.谁在维权？维权者是否都是直接利益遭受侵害的当事人？如果不完全是，那么还有哪些人参与了权利维护行动？他们体现出何种特征？ 资料分析显示，维权者大致包括以下几类：其一，诉讼纠纷中的当事人。对于是否要求具备教会等组织体系，未予明确。
但事实上，德国并未移植美国最高法院的宗教定义，反而有自身的特点。……因此，宗教对法律而言，乃是一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概念。第四，该信仰必须是诚挚的。第三，必须有某种联系的纽带，群体的人们依赖共同的信念汇聚在一处。
譬如，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新信仰（New Faith）一案中，墨菲（Murphy）法官指出：任何主体宣称信仰超自然神灵或上帝，是否物理的或可见的，像太阳或星辰，或物理上不可见的上帝或精神，或一个抽象的上帝或存在，那就是宗教……任何主体凡是提供一种方式以探寻人生目的和意义，那也是宗教。[12]在当时，法院的宗教观点可能符合多数公民的信仰。
[61]江泽民：《保持党的宗教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991年），李瑞环：《在全国性宗教团体领导人迎春座谈会上的谈话》（1993年）。这也是为什么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和多数地方的《宗教事务条例》对于民间信仰、会道门未置一词，而在《宗教登记办法》中确认符合登记为宗教团体的信仰团体必须是那些有可考证的、符合我国现存宗教历史沿革的、不违背本团体章程的经典、教义、教规。[21]Welsh v. United States， 398 U. S. 333（1970）。[61]何光沪教授说，五大宗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贾庆林：《贾庆林与全国宗教团体领导人研讨会全体成员座谈》（2006年）。相对而言，我国在阐明宗教宪法含义方面，可选择的方式还比较少，立法质量不甚高。相比之下，我国虽设置了宪法解释机关，但作为十分有限。那么，《宗教条例》、《宗教登记办法》、《社团登记条例》和《取缔办法》都是获得授权旨在实现宪法目的之下位法规范。
[8]Daniel O. Conkle， Constitutional Law : the Religion Clauses， New York : Foundation Press， 2003，pp. 60-61. [9]Clark Judge in United States v. Seeger， 380 U. S. 163，174 （1965）。该法规定，成立宗教团体除须具备《社团登记条例》规定的7项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有可考证的、符合我国现存宗教历史沿革的、不违背本团体章程的经典、教义、教规。
再次，宪政国家之宪法机关在解释宗教概念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宪法与社会、宗教、神学的对话交流，并采取多种辅助手段来减轻定义的困难和僵硬。典型的立法例是，本条例所称宗教，是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它们都只是为宗教勾勒出一个范围。[63]再者，各地条例对于卜卦、算命、看相、求签、测字等活动是宗教活动还是迷信行为立法不一，各地形成矛盾，可能出现同样的行为在甲地合法在乙地就违法的尴尬。[32]Joanne Banker HainesYvonne Ekem， Constitutional Iaw: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London: Thomson Del-mar Learning， 2005，p.359. [33]Africa v.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662 F. 2d 1025（1981）。[16]这在对宗教的理解上堪称一个转向。与此不同，将《宪法》第20条第3款的政教分离条款中所称的宗教，理解为被限定为更为狭窄的含义、诸如拥有某种具备了固有教义体系组织背景的宗教，则是妥当的。最高法院在判词中指出：在认定‘欺诈之事实是否存在时，法官不得指示陪审团去决定被告之宗教主张的真实性—不论那些主张多么不可置信甚或荒谬。
此处，基本法设置了宗教和世界观的区隔。[56]帅峰、李建：《宗教事务条例释义》，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该判准包含四个要点，即某一信仰或信条若被视为宗教，必须满足下列要点：[32] 第一，必须存在对上帝（天父、造物主）的信仰或者个人拥有在其生命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对等信仰。该案所处理的问题乃是何者为法律明定可豁免于兵役义务之‘宗教，法院在其中几乎改写了《兵役法》对宗教的定义，最高法院认为，宗教的定义并不能等同于信仰上帝。
若该团体非宗教团体或世界观团体，或其宗教或世界观之课程只是作为谋求科学目的之藉口时，即可认定其不具超验关系。[57]在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宗局）直属单位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宗教事务条例释义》一书中，在介绍我国宗教基本状况内容时，以五大宗教作为介绍内容。
[30]Welsh v. United States， 398 U. S. 333，336 （1970）。为了知道所提出的信仰是否在声称者人生中起到宗教一样的角色和功能，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宗教。面对变化的情势，最高法院开始在个案中重新定义宗教。不管是美国修正的主观功能论（甚至包括实质内容论），还是德国的宗教功能+超验性判断和日本的对超自然存在的敬畏崇拜之心情与行为，抑或我国之有可考证的、符合我国现存宗教历史沿革的、不违背本团体章程的经典、教义、教规，都难以视为在宪法层次上最终确定性地阐述宗教的定义。
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观察，目前，中国现存宗教中，得到政府承认的，已经建立有全国性宗教组织的还是五大宗教。三、宗教在德、日宪法中的定义 与美国类似，德国基本法、日本宪法中虽都规定了宗教条款，但并未就宗教的含义加以解释。
[19]胡建森：《外国宪法案例及评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它没有为立法机关的其他有关法律的制定、行政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司法部门的判决提供什么是宗教的确切定义。
[34]Africa v.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662 F. 2d 1033（1981）。（2）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
[10]继而在1931年的United States v. Macintosh有关归化入籍的案件中，最高法院也表达了相类似的见解：宗教的本质是一种相信与上帝有着某种关系的信仰，这一信仰所要求的责任高于源自任何人类关系的责任。宗教的法概念成为一个在个案中有待发现的对象。这样的省份有安徽省、湖南省、辽宁省、陕西省、山东省、重庆市等。因此，在德国和日本，宗教的宪法定义，仍然是有待宪法机关发现的对象。
[11]United States v. Macintosh， 283 U. S. 605 （1931）。同样，宪法并未对宗教给出定义上的说明。
[58]这一立法条件，将宗教与民间宗教信仰区别开来。那么德国，则通过高超的立法技术，将世界观与宗教相区别，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则采取严格审查保持宗教定义的稳定性。
[34]该指标类似于蒂利希的终极关怀。沃伊切赫教授指出，诚挚的要求，在本质上与对个人心智状态的司法审查并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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